虎叔：各位周末好，自从上周六发了老苗（苗欣宇）的第一期“乐坛点将录”《六爷拳打丽的开影视娱乐江湖，沾叔亲写博论定乐坛三分历史》，这个内容出人意料收到很多朋友的喜欢，好多人要求连载，甚至有人发留言求征友信息……咳咳，请自重。老苗很谦虚，说写的不好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今天聊的话题就是：粤语歌是怎么在香港火起来的。

难道粤语歌在香港火起来还需要原因么？当然，请听老苗细细道来，另外上一期被许冠杰骗进来的朋友，这一期终于有许冠杰了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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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，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“终身成就奖”颁给了白雪仙，虽说这种奖项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、家喻户晓的老前辈，但很多资深影迷乐迷还是摸不着头脑，在骨灰级粉丝的提示下才弄明白，她就是张国荣十分喜欢的“任白”中的白雪仙，她和另一位任剑辉珠联璧合，是风云一时的粤剧名伶。

如果不是在1999年纪念任剑辉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上张国荣开腔唱过几句《帝女花》，大部分人也许这辈子都很难听到这种地方戏曲。

那个年代很多歌手都学过粤剧，唱《上海滩》的叶丽仪就是学粤剧出身，罗文后来更是唱过粤剧。张国荣的歌迷能听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“板”，不如后期那么随性洒脱，还以为是录音条件或者唱片监制的问题，其实，如果联想到罗文、叶丽仪那种字正腔圆的唱法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他们都是受到粤剧粤曲唱法影响的——黄沾说，粤剧粤曲的唱法，是要把曲词每个字的首韵、腹韵和尾韵全部清楚地唱出，它和日后出现的非常注重咬字的“广告歌”，一起影响了粤语流行曲的唱法。

粤剧在上世纪50年代逐渐式微，这与香港人口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。

抗日战争之前，香港人口只有22万左右；，大量避难民众涌入香港，1941年的人口数字暴增为160万，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快速下降为60万；1950年，人口数字又飞速上升为220万。显然，以上的人口数字像蹦极一样窜上窜下，是和国内局势有关。十年后的1960年，香港人口达到301万，有统计说这其中有100万的偷渡人口。1970年，香港人口接近400万，到了1979年，香港人口达到510万。

大量的外来人口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难的，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，对本地的粤剧粤曲没有兴趣。在1950年前后，大上海的娱乐工业逐步搬迁到香港，姚敏、陈蝶衣等音乐创作人到香港定居，同时而来的还有白光、姚莉等歌星。这批歌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，她就是“上海滩五大歌后”之一的“电台女王”张露，也就是杜德伟的母亲——

在1996年度的“香港十大劲歌金曲”颁奖礼上，好多那个时代的超级巨星集体亮相、做了颁奖嘉宾。

这样，国语流行曲进入了香港，占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。

另外半壁江山，则是欧美流行曲。尤其是1964年Beatles巡演到香港后，迅速在年轻一代中兴起了英文歌的热潮，罗文、许冠杰、谭咏麟、林子祥都组建或参加过唱英文歌的乐队。1983年度入选第一届“香港十大劲歌金曲”的就有关正杰和黄露仪合唱的《常在我心间》，这首歌其实就是猫王的《Always on My Mind》，在那一代听惯了欧美流行乐的港人心中，虽然是填了新词，但曲调却是耳熟能详的，所以，《常在我心间》很有人缘地获得了这一届的“季选最受欢迎奖”。

资深的歌迷尚能知道关正杰是谁，但对黄露仪实在陌生。

黄露仪就是黄莺莺

其实，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红了，1979年黄露仪的英文专辑就获得香港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奖，日后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国歌手，在台湾创出外语唱片发行纪录。对很多不习惯听外语歌的歌迷来说，唱英文歌的黄露仪是个陌生的名字，但恐怕没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《雪在烧》——

1990年的《哭砂》——

许冠杰、黄莺莺这样的老牌唱匠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，这至少可以说明，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起步时就很艰难。但是，变化很快就来了。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是必然要来的，因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后，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转型。

仔细分析一下香港人口数字，我们就能发现另一个问题：1979年香港人是510万，除去罗文这样的100万偷渡客，还剩410万，而1950年的人口则是220万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
很简单，1979年比1950年多出来的人口，除去经偷渡途径外来的，剩下的都是生出来的，其中偷渡客们也在生孩子。

我们看另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：有统计表明，1979年时，香港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39%。

社会人口的构成不仅影响经济，还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繁荣，也会与香港的人口结构产生关联，这些香港婴儿潮数据说明：当时香港人口总量中处于中坚位置的青少年群体，与父辈甚至个别爷爷辈的偷渡、避难不同，他们是纯正的香港生人。

很多学者曾经分析说，这一代香港人在迫切地寻找着属于香港本地的文化，寻找着自己的声音，由此粤语流行音乐开始了起步。

这些人年轻、活跃、富有激情，又占了社会总人口的四成，他们像鲶鱼一样在多元（比如国语歌与英文歌）的香港文化中窜来窜去，必然会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会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沟壑，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文化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批年轻人要做的不是“找”一个并不存在的本地文化，而是由他们作为主力军“创造”本地文化。

很快，本地文化的声音唱响了。1974年，也就是“我系我”时代的第一年，“无线”投拍电视剧《啼笑因缘》。在以往的很多年里，电视剧有主题曲，但没有主题歌。《啼笑因缘》的编导是王晶的父亲、老戏骨王天林，他想弄出一首主题歌来，于是找到了作曲人顾嘉辉。

顾嘉辉

当时，王天林和顾嘉辉希望用粤语填词，创作一支粤语歌曲。填词人很好找，著名的粤剧编剧、曾经和白雪仙合作整理《帝女花》唱片版本的叶绍德自然是不二人选。可演唱者让他们犯了难，担心观众不能接受“老土”的粤语歌。选来选去，他们选中了仙杜拉。

仙杜拉

仙杜拉是个中英混血儿，有人说她本名叫梁玉姬，曾与一位高山族的歌手阿美娜（Amina）成立过女子组合“The Chopsticks”，通常被称为“筷子姐妹花”（虎注：难道是筷子兄弟前身？），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曲，但这个组合在1973年就解散了。选择仙杜拉的理由是她以前唱英文歌，而且衣着打扮非常前卫，用这种“洋化”的歌手搞一搞平衡，别让观众们骂就算不错。

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当时的音乐人对粤语流行歌没有信心，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首歌马上流行了起来。

同一年，许冠杰的《鬼马双星》也红到爆棚，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迅速认同了香港本土的音乐文化，这两首歌也奠定了粤语流行歌曲的文化地位。（待续，下周六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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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得到香港朋友的盛赞，有图为证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