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走出<三家巷>_一个文二代的共和国记忆》第七章，中三节。
下乡的初期像是去农忙劳动
1969年1月,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,天气已经开始冷了,橡胶农场也迎来了停割冬休的季节。橡胶树叶落下来后树干是光秃秃的,树下的草早已经被割下埋到坑里作肥料。到处一片荒凉。我们培和队部在一片橡胶林中的一块空地上,寥寥可数的几间瓦房中间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篮球场。住地的周围挖了一条土坑,土坑旁边架了矮矮的铁丝网,原来也是武斗留下的痕迹。
听老工人们讲,,但武斗基本上是农场里的大陆人和本地村民的械斗,儋县尤其如此。,旁边的西庆农场,农场书记等人还被对立派抓起来枪毙了。海南岛最厉害的一场武斗,发生在石碌铁矿,据说死了有几十人。
总之,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,,培和队里赶牛车的,有一个大胖子，,还是汽车司机,他就是培和队里最大的阶级敌人。他长得高高大大,黑黑壮壮,整天笑呵呵,其实人挺和气的。他每天吃饭喝点儿小酒,是那种最便宜的番薯酒,然后把饭和没有一点油腥的青菜,分开来放在两个盒子里,还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说,饭是一个味道,菜是另一个味道,合起来是第三个味道,喝了酒,又有了第四个味道。这么会享受的一个人,。趁着酒劲儿,他红着脸告诉我们,每次枪栓拉响,跪在地上的他都被吓得尿尿。没有办法啊!他说,谁知道哪次会是真的。
我们刚到队里,遇到的第一件事,。有人在厕所里头写了打倒几个字。这事足足查了两三个月,弄得人心惶惶。最后说查清楚了,是一派的人写了,用来诬陷另一派的。既写打倒后还称主席，写了以后又说是对立派写的,一塌糊涂,十分搞笑。最后写的人被调去开荒了,事件才算平息下来。
全国一共有多少人下乡？
刚去的时候,我们仍然像在校时一般随意,放纵着自己的各种情绪,晚上可以一起唱革命歌曲,一唱唱两三个小时。学抽烟,喝酒,闹酒。记得第一次有人喝醉了,是个姓朱的同学。他醉后的表现是躺在地上乱打滚。见过喝醉胡说的,骂人的,也有大男人呜呜地哭个不停的,但像这般在地上乱爬乱滚的确不多见。他边滚边拉拽,把蚊帐甚至床铺地桩都拉得东倒西歪。大伙只好把他抬到空地上,有人还喷了一口凉水在他脸上,他才喃喃自语,下雨了下雨了,快收衣服……慢慢才安静下来。仿佛,我们只当到海南来是一次农忙劳动,似乎我们不久就会回到城市里去的。
每当闹得厉害了,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总会过来阻止,但是他很难成功。把他弄急了他会大声问:你们到底要干什么?一个姓李的干部子弟,他的父亲后来当了中山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，成了我母亲顶头上司,他用宏亮的声音模仿电影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里的台词:资产阶级并没有灭亡,它的尸体在腐烂,它散发着臭气!
党支书完全没见过这场面,正当他下不了台的时候,场部来电话叫他了,接着,得意洋洋的他有事干了,半夜三更的,整个连队的人，全部起床集中,排着队、敲锣打鼓、绕着队部走了三圈,原来是庆祝一条新语录的发表。
主席的这条语录是:“一个人有动脉,静脉……還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，呼出二氧化碳，吸入新鮮氧氣，这就是吐故纳新”。我们不太能知道,怎么这一句说得很随意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,后来还被编成了歌曲,但是我们肯定清楚,我们是那些被吐的人,我们被吐到天涯海角来了。
语录还能谱写成一首歌,真是个阿斗的时代,不过,比起“你办事我放心”,那还是条详细的语录了,这含糊的六个字,就已经把偌大的国家和党交待给了接班人。
我成了队里的一级劳动力
1969年2月,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开始了,因为是冬天停割季节，大部分的劳动都是集体干活,包括在橡胶树之间挖积肥坑,割下那些飞机草埋到坑里去。为什么叫飞机草?据说是小日本为了坑害我们，战时从飞机上洒下种子来的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能长到一人高的杂草。还有就是挖茅草根,茅草根的穿透力很强,能穿破水泥和石头,会破坏橡胶树的根基。除茅草根,还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和挑选，因为只要留下短短的一小段茅草根，它都能恢复生长,最后蔓延成为一大片。
集体干活不是不累,但是,大家相互可以聊天,而且没有硬性指标,总是比较方便偷懒,所以还算是舒服的。偷懒的方式基本是两种，一个是抽烟可以蹲到旁边去,端起那个竹筒抽水烟；另一种就是大小便,远离群体。特别是女知青,一走半小时才回来。当然了,我们还有很多杂活,什么挑水浇菜,割番薯叶养猪,种花生,扎茅草房的屋顶,锯枯树砍柴,等等。活是一样一样慢慢学,但是偷懒,是谁都天生就会的。
连队里我们去的同学中,高中的男生只有两个,除了我，另外一个比较瘦弱,我的年纪算大,爱好运动,发育成熟,自然显得是力量比较大,于是，我还成了连队里劳动力比较强的人。我做过厨房,赶过牛车。赶牛车最经常的任务是送胶水,橡胶树流出胶水被搜集了装进一个大汽油桶里,再用牛车送到加工厂,汽油桶装满了胶水有400斤,赶牛车的人必须把躺着的圆柱形大汽油桶扶起来,再掀翻到牛车上去,全凭手劲,一人完成。
割胶是半夜进行的,凌晨就让它自己一点一点滴出来,早上九点钟就要收胶水了,不然太阳出来会凝固,接着挑回队里收集过秤,大概十一点多，牛车就要出发。这个时候食堂的饭才刚煮好,我往往是端着一大盆饭，就坐上牛车,牛慢慢走,我就慢慢吃。赶牛车不但需要力气,还特别的脏。拉住一条大水牛要用一条很粗的麻绳拴住它鼻子,这麻绳被牛甩来甩去,又在水塘泥浆中打滚,沾满屎尿,常年又湿又臭。赶牛车的人两手几乎有洗不掉的臭味,还因感染而长小泡,又会发痒。送胶水时,端着饭对着牛屁股吃,同样又臭又湿的牛尾巴为赶苍蝇左甩右摆,一不小心,几滴牛尿直接就甩到我饭里去了。
中午的太阳又热又闷,嗡嗡叫的大苍蝇，连牛带人地叮,走在光秃秃的泥路上,周围见不到一个人影,牛车上只有对着牛屁股的一块横板可以坐人。为了不至于睡着,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唱歌。从《十五的月亮》一直到外国名歌200首,我一生唱歌最多的时候,不是在卡拉OK,不是在冲凉房,而是在海南西线的沙石国道上。我是个属牛的人,在这里,我要多讲几句赞美牛的话。牛其实也很聪明,如果你是送胶水,两大桶一压到牛车上,它自己就会往加工厂走,如果车不重,没有两大桶,它就会往场部走,回来时更是不用指挥,你闭上眼睛，它都能带你到家门。牛辛苦一辈子,老了，还要被人杀了吃掉,杀它之前,它会看着你流泪。苦命的牛啊,唯一不懂得的就是反抗。
砍树是我经常的工作。
贫下中农教会我们性知识
刚到农场，有许多的不习惯,其中还有一条是被人称为叔叔阿姨。农场的小孩很多,一家四个五个是很普遍的事,那时还不提计划生育,农场按人口发商品粮,不会饿肚子。为了有男孩,有人生到第六第七个的。这些小孩成群结队,连队来一辆汽车,他们就高兴地一边跟着一边一起大喊:汽车来啦,汽车来啦。我十九岁就被他们称为欧阳叔。知青中女的有些比较小气,被叫什么姨就会发火,大声回复:“姨你个头,谁是你的姨!”孩子们不懂,可能他们认为干活儿的就是叔叔阿姨,可能农村就是早婚的。不过,我们知青队伍里,年纪小的还真就只有十五六岁,怎么能受得了一下子就被人称作叔叔阿姨?
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,你必须知道,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,一切永远都在巨变。我们十五六岁就被称作叔叔,二十七、八岁了，可能为等着回城,有很多人还没有结婚。好了,等婚后又只许生一孩,这些所谓独生子女的一代,长到三十七八岁了,好命的可以当爷爷的年纪了,好多独生子女结婚后还赖在年迈的我们身边,永远不肯长大。我们与独生子女的两代人的差别就这么大。
还有一件事必须说说,我们这些被称为叔叔阿姨的成年或未成年人,在我们下乡的时候,绝对都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真实事情。就比如,以为亲嘴就可以怀孕。准确说,是根本不知道,也没想去了解,怎么样会怀孕。不过,我们很快就懂了,而途径则是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
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,在辛苦而无趣的体力劳动中,讲得最多的话题,永远是性,永远离不开男女是非,说他们觉悟高,我比较相信贫下中农性知识、性觉悟高。在漫长无聊的体力付出之后,“性”，永远是兴趣的所在。
举两个例子,都是农民大佬给我们上的性教育课，使我们茅塞顿开。第一,农民教给我们,十字歌就描述了一切,应有尽有了。分别是:“一心想起,二人同床,三(衫)裤脱光,四围乱摸,五指抓［］，六(粤语念“陆”)续的来,七(粤语发音为男生殖器)［］［］［］，八字样脚,九九(久久)一压,十分滋味”。第二件,他们详细解释了粤语粗话里的每种意思。简单来说,每句话都可以是特指一个动作,并非无意义或没有来源。在这点上，粤语真是古语,普通话只有四声,粤语有九声,骂人的话北方只有一个字,顶多把这个字的对象拓展到几代以至于祖宗；粤语则描绘多种动作,分别形式。比如含什么舔什么。又比如说你“笨七”,后一字是粗言,和“昂九”区别开来,“七”“九”音同义，均指男生殖器。“昂九”指没机会就已经昂起兴奋,“笨七”却反指在机会面前，倒没有能力了。把脏话也分得很细致,更狠、更入木三分。
其实,读书丰富人的知识,但没读书不等于不聪明,农民的狡黠和智慧,源自于生活,口口相传中,有大量的洞察和道理。就是这个廉江来的牛车夫,不但教会我们十字歌,还教我们找老婆不用找漂亮的,说老婆被别人搞了也不用太生气,他总结一句话,萝卜拔出来了，不过就是一个坑。廉江人还教过我一点,领导如果骂你,你就X他,X他一次,他对你就老实了(这个X字,就是性关系中最直白的发音)。
这是底层生活的智慧,在农场,我试着这样对付领导和恶人,效果真的也不错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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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责任编辑是吴幼坚，陈茹。校对黄黎繁。但电子版由本人整理，李健鸿女士提议校对。文句错漏与纸质书本编辑校对无关。